书生当年爱劳动 (二)
高二丙班 朱卓裕
高中一年级第二次参加农忙劳动是到广州北郊一个叫凤凰山的地方。凤凰山是广州的白云山的余脉,离广州不远,我们乘汽车去那里参加劳动。那时候还隐隐约约听到说,以广州市为圆点几百公里以内的几个县,如增城,博罗等是钩端螺旋体疫区,花县是搞四清运动的实验区,都不接受学生去参加农忙劳动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,学校只能联系到近郊的地方。说来惭愧,我记不得那次农忙劳动到底是干什么的了,却因不用去插秧割禾而窃喜。由此也就没有什么劳动的事好交待的了。倒是有一件事:在凤凰山的腐竹厂,我遇到了一位初中同级的乙班同学,是她。在这里和她不期而遇。
在初中读书的时候,我们级有甲乙丙丁四个班。乙班的女生燕瘦环肥,一些如小家之碧玉,一些显大家之闺秀,总是欢欢喜喜的。一下课就跳绳,跳皮筋,或者玩“老狼,老狼,几点钟?”的游戏。活泼可爱的常见有脸如银盘的,有扎刷子小辫的,有体质赢弱如林妹妹般的,这就是“她”。考上高中后,我们级的甲乙丙丁四个班压缩成两个班,即乙班和丙班,学俄语;甲班全是非六中初中毕业生,学英语。我们班一半的旧同学上了其它中学,如阿杰去了22中,阿邦去了8中,阿荣去了建联中学;或者有的没有考上,休学,有的也去了上山下乡。例如阿强,起先因病休学,不久替姐姐的缺到了海南岛通什茶场,一干就是十几年。改革后母亲提早退休,才顶上空缺回到广州。在二汽工作,后来下海,出国,都是干活的一把手。阿仁医生最近帮阿强照了一个片子,说他的脊椎已经全部扭曲,丧失了劳动力了。近日,阿强已经辞去那份工,几近退休。放下不表。再回到那次农忙劳动,所见的她也是其中一位年纪轻轻就去了上山下乡,还是个弱质女流,何以如此命骞时乖。回来之后,我在作文课写了一篇作文,杜撰了凤凰山的凤凰神话。至于在文中有没有再提到那位女同学,我确确实实是记不得了。
除了下乡参加农忙劳动,在学校,我们每周还有一个下午的劳动课。我选择了参加瓦工组,修围墙。记得我们瓦工组在木工房(木工是江师傅)的后面筑起里一道围墙。阿焰就是我们瓦工组的技术指导,他教会我们如何蠆泥水,几多石灰,几多沙,几多水。,如何用砖刀,灰匙,用一条绳子绑一口钉来测量围墙是否有倾斜。那些砖头都是捡回来的,被人用剩的,以半截为多。没有劳保手套,我的几只手指的指纹旋涡被灰水腐蚀,至今仍残缺不全。还有一次把我们班拉到晓港公园参加劳动,公园的人竟然叫我们到臭水沟里捞石头。我和大家一样,挽起裤脚下到臭水沟里捞石头,手被割伤,脚被割伤。咳,不管你相信还是不相信,这样的劳动竟然能锻炼和培养了我们不怕脏,不怕累,不怕流汗,不怕流血的劳动精神。
一九六五年秋,高一下学期,我们坐火车到了增城的新塘果园劳动。不知是否因为同样的原因,第三次劳动也不用到乡下插秧割禾,而是到了广州东边近郊的新塘果园开梯田,种果树。那时的新塘还属增城县,果园是国营的。也是集体劳动,不用“三同”,带领我们劳动的是一个年轻人,和我们的年纪相仿,恐怕也是上山下乡的社青。新塘果园种柑橘,水果不占用农田,在山脚的山坡地开荒,开成梯田,夯实梯田的边,然后用带柄的木板,一人拉一人推,把土往边上拖。做成反倾斜势,可旱涝保水的梯田。种果树是否要开梯田我不知道,学大寨开梯田的痕迹可见。对我来说又是一次不用挨寒受冷,不用早起晚收的劳动,皆因国营农场是8小时工作制的。
插一段与本文无关的文字,但与新塘或新塘果园有关:如今的新塘,高楼林立,凤凰城的楼盘直追碧桂园,成为广州人选购新房的新目标。地铁开通之后,新塘成为广州衔接深圳、香港、汕头的交通枢纽。阿敏带我到凤凰城去看她买的两房一厅,据说房价已经翻了一番。借此重访新塘,却哪里还有新塘果园的一草一木呀,哪里还有梯田成行、柑橘挂果呀?
一天晚上,我们还请了果场老职工和我们座谈,今昔对比,大讲社会主义好,广州好。阿伯健谈,从河北讲到河南,从新塘的山地,讲到小洲水库,对岸的琶洲果园。连阿林问的“小洲水库为何选址在石榴岗岗下”这样的等等问题都做了一一回答。已经很晚了,阿伯的今昔对比几乎不能收尾。我们的班主任许老师急中生智,打断了阿伯的话:“阿伯,你真系好人个喈”。“阿伯,你真系好人个喈”这一句又被阿祥捉个正着,成了我们模仿老师的另一口头禅。(记得“我们的洞,越多越好”吗?)
有一天吃午饭,我们坐在太阳底下休息时,太阳暖洋洋的,这时有人递给我一张《人民日报》,看到了《人民日报》那篇不得不转载的,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过的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文章。该文虽不点名,却以势压人,把《海瑞罢官》新编历史剧说成是替右倾机会主义者翻案,鸣冤呐喊的毒草。按当时我们的心智,是不能理解文章的意义的。至多能隐隐约约感到,一场比四清远动还要“运动”已经是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了。想不到第二年,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大中学校开始,从此我们就没有书读了,再不是书生了,也再不用到农村去参加春种秋收的农忙劳动了。
时间到了一九六六年,一个多灾多难的,难忘的一年。这一年不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,夏天,一场特大洪水灾害袭击了增城博罗东莞三江汇合地区。我们也因此而去了农村两次三个地方,长达一个多月。
第一次去了从化县某公社,是每一年的春种劳动。在那里,风和日丽,山清水秀。清清的山溪,是一条人工小运河,水渠汇集山溪的水,水平已高出地面,长年流水,使利于农田灌溉。每天插秧回来,就到那儿洗脚。洗脚的地方也是老乡们洗衣服,洗身的地方,有几级麻石的阶梯。可以坐在那里慢慢地享受淌过的清水。有一天,上岸的时候,一时性急,脚掌被麻石的尖利的边割了一个伤口,血流如注。虽然很快就止了血,一个深深的伤口,却成了蚂蟥(粤语“骑乸”)攻击的目标。
临走的那天,我到那里洗脚,没想到洗完坐下来穿鞋,发现一条蚂蟥在右脚五趾的趾窝, 另一条骑乸爬在我的脚掌的伤口上,两条蚂蟥吸了我的鲜血,涨到两只手指那么粗。赶快把两条蚂蟥摘下来,脚掌的那处伤口,血流不止,一直没有完全愈合,在稍后的抗洪劳动中差点要了我的命。
回穗那天是坐火车的,却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。上了火车和几个人坐在一个车厢,其中一位叹息道:“我以为我今生再也不会有机会坐火车呢”。(此处略去一百一十六个字)
火车已经拉响汽笛,一位青年从远处赶来,气吁吁的,看得出来青年的身体不好,还赶了很远的路,好不容易地找到了那位叹息者,从窗外告诉那位叹息者他忘了一双胶鞋,遗留在他家,他现在带来给他。结果那位叹息者冷冷地说了一声“我知道,我不要了。”那青年面色苍白,捧着那双胶鞋茫然地站在那里,不知所措。火车开动了,窗外的那位青年的身影随之消失。可是车内的那位叹息者冷漠的态度,引起我的不快,怎么就不能说句好话,或者来个善意的谎言,说你忘记了,然后好好谢谢人家,让人家感到跑了这么多路也有一点儿值得呢。从此,我对那位叹息者(此处略去四个字)。
一九六六年夏天,一场特大的洪水突袭珠江的东江,北江,西江汇合处,波及几个稻米生产大县。省市领导马上成立抗洪指挥部领导抗洪,决心把灾害的损失减少到最少。并动员全市中学生参加抗洪战斗。我们六中同学马上打起背包出发到抗洪最前线,被分派到增城县三江公社。我和六中抗洪大军在一条堤坝上等公社的人来接我们。我坐了下来。突然,阿城拔出一把匕首,在我坐的旁边的地方用力一戳,一个小蛇头被割了出来,我吃了一惊。
当我们到了三江公社,已经是几处决堤,洪水灌入,水淹房屋、道路,全部水稻田,农田度被淹没。有的班被分到生产大队参加修堤塞漏, 在有草的地方,用锄头"打草皮",然后由大艇运到已崩溃的堤围用以塞漏。我们分派到的生产队,水已经淹没稻子, 谷粒全发了芽,不能成米,唯有收来喂猪。每天,在及腰深的稻田里游来游去,用手把发了芽的谷穗摘下。劳动强度虽然不大,但是,整天泡在水里,常常受到蚂蟥的袭击。男生还好,穿着一条运动短裤,上身不着衣。女生就麻烦了,一旦被蚂蟥钻入衣裤中,很难把它捉出来。如果你不能及时发觉就只有让蚂蟥吃足喝饱,自动脱落。也难为了我们那些如花似玉,花样年华的女同学了。
记得有一天,全部就收到有四箩谷芽,收工回去吃饭的时候,把四箩谷芽叠起来成两络,只有一条竹升,让我来挑。一路上,众人唯恐让路不及;有人问我重不重;有人替我不值:“这么重,怎么让学生哥来挑”。全是好意,不过我还是坚持把四箩谷芽挑了回去。回到生产队,连水一称,四箩谷芽很重,(此处略去六个字)。
我们住在一间大礼堂的后边,舞台上住的是先来的建联学校的学生。每天吃完中午饭,等待着下午开工,就有一伙人,敲着水桶,饭盘,一应可敲击“乐器”,大声唱着一首歌《亚非拉,人民要解放》的歌,歌词前面几句是:“亚非拉,人民要解放,再也不能忍受帝国主义的......”。一人引亢高歌,七八人和声,敲打乐器,噼噼啪啪,节奏粗狂。最后一句”嗨,啦啦啦,啦啦啦”更是声声夺人,铿锵有力,模仿非洲的打击乐和非洲人的节奏感,非常到位。看到这里,或许有人问我,你不是想说领唱的那位是NORMAN吧?对,就是那个后来去了香港的,成为香港歌星的NORMAN。当时,NORMAN还没有出名,到了NORMAN出了名后,有人认出此人,当然也有人以为不是。我又从另外一处得到消息,虽然消息不能证实NORMAN是否在建联学校读过书,也不能证实那年NORMAN有没有去参加过抗洪劳动,有没有唱过那首歌。但可以证实NORMAN是在广州渡过他的童年和少年的。消息说,住在延安路(文明路)的一群小孩常到东湖公园偷水蒲桃吃,公园的工人来抓,小孩们一哄而散,落荒而逃,只有一个小孩不逃,他说他没有偷水蒲桃,所以不用跑,但是屡屡被抓到公园的管理办公室,登记名字是“罗文”。当NORMAN出了名之后东湖公园的职工都认得出是他。得到这个消息的是阿俊,时为七十年代末。阿俊和我都在广州市园林局工作。
在三江抗洪了几天,因为增城县石滩公社要人,抗洪总指挥又命令我们六中转赴增城县石滩公社。我们就到了增城县石滩公社。 增城县石滩公社是钩端螺旋体疫区。写到这里,就不得提一提什么是钩端螺旋体病了。钩端螺旋体病是由致病性钩端螺旋体所引起的一种急性病,俗称"稻瘟病"。钩端螺旋体是从接触污染的田水,经脚指甲,破损的皮肤,伤口进入人体的并潜伏在人体1-2周后突然发病,早期持续2-4日,出现发热、头痛、全身乏力、眼结膜充血、腓肠肌压痛、浅表淋巴结肿大等感染中毒症状。(此处略去若干字有关钩端螺旋体病的中期和晚期症状的)
我们在那里干了几天,挑土修堤,疲惫不堪,谁也没有叫苦叫累。但是,我的的确确感到累了,只是不敢出声。抗洪进入了尾声,有一天晚上,在晒禾的禾塘点起了气灯,杀了一条牛,大家在那里聚餐,庆祝抗洪胜利完成。用洋葱头炒的牛肉大餐,人人大快朵颐。晚上,我不能入睡,两边股沟淋巴结肿起一块“小老鼠”。眼睛开始充血,全身乏力。再看一看脚掌,伤口外翻,创面渐大,已经被蚂蟥光顾(吸吮)了好多次。脚指甲发黄,不是微黄,是黑黄。神志还清醒,但已经不愿说话和行动。正好第二天,学校带队的准备将一小部分人员送回广州,这部分人是初中学生,年纪太小,有的是病了,如感冒什么的,还有的则是家里已经来电要人了,时间太长不放心。带队的老师们见状准许我翌日也跟这队人马回广州。这对人马约有十个人,只有我是高中生。 第二天,凄风惨雨,雷电交加,一小队人经石龙桥到石龙火车站,乘火车回广州。我一生都不会忘记那走过的桥和那沐浴我的风雨。
回到广州,马上到医院检查身体,医生吩咐我立即住院,就这样住进了海军421医院。那时候的海军421医院,到处可以看见“一句顶一万句”之类的林语录。大约一个星期后,打了针,吃了药,身体就恢复了。期中,我被抽了一次骨髓液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抽骨髓液。医生对我说,要检查骨髓液有没有被钩端螺旋体侵入,还解释说骨髓液就如血液,抽出来一定量后,身体就会再生骨髓液补充,无须担心。打了麻药,有被针插入脊椎的感觉。五分钟才抽完。医生还让我看,象一把三节小号电池的手电筒般大的抽液筒,整整一筒,清清的,透透的,不含一点混浊。
稍后的文化大革命,军中的非战斗单位也开始了大鸣大放。海军421医院揭露出一桩丑闻:某GG下令研制抗老血清,供GG享用,以抗老延寿。揭发出来的几例都是抽年轻海军战士的骨髓液的。我怀疑我被抽的那筒骨髓液也属其中。时至今日,我的脊椎常常有异样的感觉,不是痛,不是麻,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恨的感觉。
不久,同学们来探病。因阿爱的撇脚普通话,几经周折,问来问去才找到我的房间和床位。同学们告诉我,其实,我那天离队的一两天后,全部人马也就完成抗洪,班师回到了广州,回到了学校。言者无心,听者会意,是否说我应坚持多一两天,跟大队一起回来,才算是圆满完成任务呢?我无言。
不久我出院回到了学校,很快,文化大革命开始了。两年后,我离开了学校,上山下乡到了海南岛南林农场,在那里参加了五年多的社会主义建设,其中有三年是在生产连队开荒种胶。八十年代初,我出国读书半工半读,打理一处有20间租屋的小区,以劳动挣钱交学费(此处略去10个字)。至成家立业之时,一时一刻不敢忘记勤劳动。春天除黄花,夏天割杂草,秋天扫落叶,冬天扫残雪。一生中,劳动是不可缺少的,对我来说,何事最关心,是否勤劳动?
后记:
文中有些细节和周显光同学的文章或者雷同,希望这次不要再把周显光的文章再登一次了。 文中省略的文字实是不得已而为之,敬请各位读者原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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